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艺术签名与设计签名的整合进行论证之前，本文不得不诉诸于一个结构主义—符号学中的重要概念，以摒弃可能出现的诡辩类质询。那就是“共时性/历时性”这一语一言学概念。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冲破语境间人为定界这种误读的问题。什么是“语境间的人为定界的误读”呢?我们当今自引入语境概念的时候，很多人会提出在不同语境间是否还存在批判这一问题。一个人站在自我的语境之下，是否可以批判另一个人站在其语境下的“理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对于后现代，或说对于后结构主义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误解。这是一种出于相对主义的诡辩色彩的倾向，它在孤立地看待所有理论和见解的同时，“批判”了批判。这种误读很可能是对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内容的断章取义。利奥塔的“崇高”说的是:“崇高感乃是对普通性、总体性、统一性的否定，是一种不确定性(jndeterminacy)。”这里利奥塔指出了后现代状况下多元性和异质性被认可的必然，而他的突破口就是“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川ity)”这一重要思想。但是这里对不可通约的理解并不是割裂开来看问题，而是承认不可通约这一现实的存在。利奥塔主张小叙事的崛起，并不是说小叙事与大叙事「(元叙事)毫无瓜葛，这是一个基本的内部逻辑问题。如果毫无瓜葛，也就没有什么大小叙事之分，没有大小之分就不存在小叙事的问题。

这样就悖逆了利奥塔的理论中心:“简而言之，我认为‘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SimPlifyingtotheextreme，1definePostmodernasineredulitytoward[9l]夏光著:《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第368页。库恩是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不可通约性概念的。当时他从数学中借用这个概念，是用来描述相继的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为了说明科学革命的显著特征是新旧范式不可通约。60年代末，库恩在澄清别人对不可通约性误解的同时，己逐渐开始转向从术语分类学(taxonomy)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不可通约性的意蕴，从而把不可通约性与不可翻译性(intranslatability)等同起来。在1969年日文版的《结构》一书的“后记”中，尤其是在1959年写成、1970年发表的“对批评的答复”中，库恩就是这样做的。他明确指出:在从一种理论到下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单词以难以捉摸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含义或应用条件。虽然革命前后所使用的大多数符号仍在沿用，例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其中有些符号依附于自然界的方式已有了变化。此时，无法找到一种中性的或理想的语言，使得两种理论至少是经验结果能够不走样地“翻译”成这种语言，因而我们说相继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

天津师范大学艺术签名与设计签名的完型一艺术签名设计签名瞥metanarratives.)”[93]从这两点中我们可以缕清这个问题的思路:首先，利奥塔提到的“不可通约性”所指的不是“不可质疑性”，正相反他利用“不可通约性”来证明了质疑的可能。他指出元叙事将一切通约化的做法存在非法性。指出了各种小叙事语境存在的现实，而小叙事证明自己存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对元叙事的批判。也就贯彻了利奥塔所提倡的小叙事的当代多元语境。同时小叙事语言游戏的法则一样是法则，不可轻易的就被元叙事的法则所通约掉。小叙事具有自己的个性，也存在某种与大叙事的共通性，而大叙事不能因此而将小叙事的个性抹杀掉，证明小叙事的不存在。其次，通过前面的论述开起了现在所要提及的问题，那就是“不可通约性”是对小叙事存在的认可。小叙事的存在前提就是大叙事没有以通约的办法将小叙事掩盖。而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小叙事的存在所造成的整体的提升。这种提升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小叙事对大叙事的批判，小叙事为了证明自我存在而对大叙事发起进攻，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叙事系统的反思、调整和完善、提升。这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的第三章末尾有所提及，那就是竞赛原则的“语言好胜论”中提到了“可见的社会规范是由语言的“出位之思”所完成，并引导我们进一步抵达我们所要研究的事物本质。”[94〕这里指出了不同语境间是可以通过对话和斗争实现总体进步，也就是说批判的合法性不因语境不同而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