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艺术签名精神与艺术签名设计本质不同，那它既不是对艺术签名的共性的规定，也不是对9艺术签名的普遍联系的抽象，而是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承诺。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承诺就是对生命的终极价值的承诺，这就是“本体论”的问题，必须经通过本体论阐释来加以完成。

本体论起源于存在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的问题是本体论的核心问题。古希腊的本体论奠定了哲学的真正根基，体现了人类超越有限，寻求终极的哲学追求。因此，古希腊思想家对世界作统一性思考是本体论产生的基础和前提。这时的哲学以自然作为研究对象，寻求自然背后的“本原”或“存在”的根据，以此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哲学家们把世界的本体归结为水、火、原子、存在等。巴门尼德被看作是本体论的奠基人，他首先将“存在”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哲学是古希腊哲学的最高代表。他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即本体论问题是哲学的最核心的问题，于是把“存在”作为研究对象的“第一哲学”即把哲学规定为关于第一本体和最高原因的学说。

近代以来的“认识论转向”意味着人类理性的高度自觉，思想家们试图把自我主体和外部世界加以真实的区分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本体论的难题。笛卡儿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导致了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由“存在是什么”的问题转向了“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这个命题是把认识的主体确立为逻辑前提，这也表明思想家们认识到了事物自身和我们认识到的事物的不同。“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设定任何思想都有一个思想者即“我在思想”，这样，“我思”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形成了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因为它将本体论背后的主体性因素揭示了出来。然而，纯形式化的主体成为本体以后，它便与客体形成了差别并在主客体之间设置了鸿沟。这就是说，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将主体凸现了出来，但是这个主体是作为脱离世界而独立存在的预设，因而在主客体之间和人与世界之间的分裂并没有得到这正的解决。

康德看到了近代哲学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事先假定认识的对象存在，然后规定人们的认识要符合那个不依赖于人的认识的“自在之物”。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的命题。他一方面坚持了一切知识都来自于感觉经验的观点，另一方面认为仅仅具有经验是不够的，因为它解决不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问题，其中一定包含着某种先验的因素。于是，他提出了“我们如何能够先验地经验对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用传统的“人的认识符合对象”的思维模式是解决不了的，因此康德对此来了一个颠倒即“对象要符合人的认识”。这说明只有通过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去规定对象，才能够获得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这种变革被称之为“哥白尼革命”。康德认为主体联结感觉质料的先验的认识形式作为经验的法则表明我们只能认识到事物的表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从而证明了科学知识是可能的，而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但这同时为自由的领域开辟了道路。康德把本体实践理性归为信仰领域，从而将其排除在科学认知的领域之外，提出了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的问题。康德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仅限于经验的领域，自由的领域是超验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是不受到认识形式的限制的。这样，就为实践理性开辟了道路，为道德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康德认为认识论不考察人的认识能力而去探究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的可能性和本体论不考察人是否具有掌握世界本体的能力，从而谈论世界的本体，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哲学的任务便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查，主体的认识能力决定着知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种对主体认识能力的研究为主体性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为以主体自我反思作为出发点去理解世界指明了方向并为生命哲学的本体论建构奠定了基础。

黑格尔坚持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观点，从纯“存在”出发构造了“存在”自身的辩证发展的逻辑体系。他试图通过辩证理性使现象和本体达到统一，这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观的理性主义的重建。“绝对精神”是黑格尔哲学的本体承诺。他提出了“实体即主体”的命题即为“绝对精神”赋予了实体和主体的双重属性：“绝对精神”一方面是构成事物基础和本原的客观的独立实体；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变化的主体。正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辩证过程，才形成了现实的存在。换句话说“绝对精神”认识“理念”的过程，就是“理念”认识自身的过程。“理念”认识自身的过程就是通过“绝对精神”的认识活动而成为它自身。“精神”从潜在到存在，达到了自我实现。